手術後，病人瞳孔稍稍變小，對光也有反射，可是卻沒有醒來，我的心沉得像灌了鉛，儘管中午到現在都沒吃，卻沒有絲毫的飢餓感，而想吐的感覺卻越發的明顯，我擔心病人再也醒不過來。家屬們圍在病人的床邊，有時會向我望來，迫切的眼神好比探照燈，我成了一個光圈中的小丑。手術前保證「我會盡力」的聲音，此時在我腦海中歇欺底里的吼叫。
到了深夜，病人瞳孔再次放大，再一次的電腦斷層掃描顯示剛清除完血塊的地方又再出血，而且比手術前的更大，病人昏迷指數掉到三分。夜半加護病房外的迴廊格外的安靜，我可以感覺到自己不安的心跳，一群家屬圍着我，我是那一個該打靶的紅心。我說：「病人也許回不來了。」是上帝借了我的口宣判病人死刑還是我自己在扮演上帝？病人的女兒抱着父親放聲大哭，哭聲在幽黑的走廊裏不斷的回蕩，聲聲斷腸。而我，一個醫生，不過是一個棒棒糖掉在地上的小孩，無能為力。
三天後病人去世。享年四十三歲。我非常的沮喪失落，經常想到一個沒有太太的丈夫和少了媽媽的女兒，連做夢都夢到替病人緊急開刀。看到孩子時虧欠，面對病人時自責。聽了女兒在車上說的那番話，我很想和她說：「爸爸也希望自己不是醫生。」直到有一個晚上，我替一個從高處墜落的一個八歲小朋友動完手術回家，已經是凌晨三點，身心疲憊不堪，一整天沒有看到妻子和小孩，再想到手術完那個小朋友不知道會不會醒，我全身的力量彷彿被抽盡。太太在玄關給我留了一盞燈，我打開鐵門，昏暗的燈光下，地板上留了一張字條，是兒子的字跡，寫着：「爸爸，我希望你已經回到家。就像你知道的，我已經睡着了。我希望你的手術順利。」握着他的留言，眼淚突然奪眶而出，我跪在地上，捲縮在門邊啜泣。
我是醫生，我想背着每一個病人過河，日子久了我明白，不是每一個病人都過得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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