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
自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香港當時只有傳統的中文學塾，政府雖未有大事制定政策，卻倚重民間組織，鼓勵私人和教會投放資源，引進西方的學校體制。因此，很多本地的教育先行者，均為基督宗教傳教士或信徒。他們本住「平等」、「博愛」的精神，在當時社會資源匱乏下發展教育，經過近兩世紀的春風化雨，為本地造就了不少知識分子和社會領袖。當中有一些辦學團體較注重學術，帶來西方自然科學和醫學知識，並從事中西名著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另外一些則專門服侍弱勢群體，例如女性、窮人等，希望他們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
說到這裏，我不得不提民國十大先生之一的晏陽初（1893-1990）。他被稱為「世界平等教育之父」，一生從事教育，特別是文盲的服務；同時，他也擔當了東西文化的橋梁，將自己的研究與國際分享。他曾說過：「我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科學思想結合的一個產兒。我確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觀；我是一個傳教士，傳的是平民教育，出發點是仁和愛。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惡習敗俗，去舊創新 …… 」
這位耶魯大學博士懷着基督信仰和愛國的熱忱，團結了不少朋友一起「博士下鄉」。面對貧苦大眾，他認為「Relief is not the answer，but Release.」（答案不是救濟，是釋放），並在河北定縣創立「人類社會實驗室」，成為日後全世界鄉村建設運動的楷模。想來，晏陽初的貢獻不僅在於將教育普及化，他不以施捨為目的和手段，而是還給人應有的尊嚴和價值。因此，我不禁撫心自問：究竟我們所做的教育，是在建立學生的信心還是在拆毀？是壓抑潛能還是釋放潛能？就讓我們都停下來，重拾辦學的初心，去舊創新，迎向未來！
撰文：萬樂人
突破機構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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