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百周年，讓我想起一位長眠香港的人物，機構曾不時跟青年人前往憑弔、憶念一番。上世紀初，國家正處於新舊社會交接的渡口，當時的知識分子、學者站在風高浪尖，不少為年輕新一代。根據1918年的統計，北京大學有教授九十人，逾50%為三十五歲以下；超過五十歲的不足十人，團隊可謂年輕活潑。其中，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才三十出頭，亦加入了北大擔任文學院院長。在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雜誌《新青年》提出著名的「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認為「唯有這兩位先生，才能拯救中國於政治、道德、學術、和思想上的黑暗。」亦因此掀起了席捲全國的五四運動，北大同學成為了當時的主力。而當年還有一位被尊稱為「先生」的
蔡元培於1917年出任北大校長，他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並廣納各方學者，開放的氣氛一時無兩。據說，1919年5月4日的學生遊行，本是為了阻止中國簽署巴黎和會的協議，惟形勢發展出乎意料，最終演變成激烈的抗爭。三十二名學生在運動中被捕，蔡元培認為作為校長有責任保護青年人，故立即投入營救。學生面對牢獄及被開除之苦，十四所院校校長均挺身而出，蔡元培更表示「願以一人抵罪」。最後，由於輿論的壓力，政府在幾天後釋放全部學生，蔡元培更親自帶領全體師生在校園迎接。
未幾，蔡元培突然呈辭，並寫道：「吾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意思是說，一個賽馬的人，因為跑得快，旁人一路拍手打氣，於是他不斷快馬加鞭，最後累死了馬。有人這樣理解，北大在新文化運動中迅速前進，在大家吶喊叫好下，它不住加速，以至差點失控。不久，他重拾校長一職，繼續為教育的理想奔馳！
1937年，抗戰爆發，蔡元培南下香港養病。1940年，七十四歲的他長埋香江。小思（盧瑋鑾老師）在《香港文學散步》收錄了好幾位作家訪尋他墓地的散記；而以往每年的「五四」前，她都會給學生講述蔡元培的故事，強調承傳歷史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萬樂人
突破機構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