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身分漂泊无根「港漂自白」：在香港做人很辛苦!近年由于D&G事件、双非孕妇问题、北大教授孔庆东骂港人是狗等争议，令酝酿已久的中港矛盾一发不可收拾，内地人被视为争资源、抢饭碗的一群，更被部分港人标签为「蝗虫」。 偏偏从内地来港的「港漂」与日俱增，各人怀着不同原因漂泊到香港。有曾在美国留学的「海归派」，跟随港人丈夫来港定居，备受港人孤立排斥；有来港读博士的初生之犊，受本地自由和公平的环境吸引，对未来充满憧憬；也有清华尖子在商界经历迷失自我的疯狂加班岁月后，重拾勇气追求梦想。 也许仇恨源于恐惧，惟有彼此了解，中港两地的人才能「大和解」。三个「港漂」，三个离乡别井的故事，让港人从另一角度窥探内地人真实的一面。
海归派：「对香港最没归属感」
三十五岁的车华，是其中一只惊弓之鸟，但因抵不上记者死缠，才心软受访。操着半咸淡广东话的她，身穿OL套装，谈吐举止温婉优雅，与内地游客无礼粗鲁的印象形成强烈对比。 「在香港，行为举止要很谨慎，在公众地方不会大声说话，在地铁不会进食。想向港人展现自己是个有质素、认真工作的内地人典范，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待我。」她小心翼翼道。 车华是广西柳州人，自小品学兼优，国画尤其出色，初中已在北京开画展。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间大型金融证券公司任职三年，已储够学费赴美进修会计硕士，成功晋身四大会计师行，在纽约曼克顿上班，年薪约四十万元。三年前，她与在美国留学的港人丈夫结婚，决定来港定居，并向公司申请调职到港。当时她已留美六年，尚差一、两年便可取得绿卡。
放弃绿卡随夫来港初到香港，她没有言语不通的问题，反而居住环境令她吃惊。 「最初和丈夫同住大埔五百呎居屋，睡房只有八十呎，感到很压迫，因在广西一间屋有九百呎，去年底才搬到将军澳九百呎单位。」工作地点由纽约曼克顿变成中环，雇主虽然没变，但生活步伐和工作气氛却差天共地。 「不太relax，香港人行路好快，人也变得急躁。」由于工作繁重，她经常加班到三更半夜。 「亚洲人很勤力，香港的工作量是美国的三倍，好辛苦。」
好心相助不被领情勤奋和拼搏，是内地精英的特质，车华也不例外。最初在美国搵工，她与内地同学一起研究如何写求职信，互相进行模拟面试，结果她成为公司唯一获聘的内地人。工作遇上不明之处，她会不耻下问；哪个部门需要帮手，她会主动协助，是上司眼中的优秀员工。来到香港，她顺理成章获擢升为部门经理，下属多是本地人，不免视她为竞争对手，保持距离。 「以前在纽约，同事关系很融洽，但现在同事关系疏离，会刻意孤立我。即使我主动帮忙，他们也觉得我是扮好心。」近年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矛盾白热化，车华眼见不少同胞被排斥，心里很不是味儿。 「在广州人和美国人眼中，我也是外来人，但他们很包容，从没歧视我。可是在香港，虽然有丈夫在身旁，却是令我最没有归属感的地方，在香港做人好辛苦，不论在公司或生活当中，也不停提醒我只是个外来人。」
初生之犊：「这里令我心境平和」
「香港只是我暂时居留的地方，毕业后想到美国实验室做博士后深造，然后希望可再返香港的大学，从事学术工作。」这是徐敏的梦想，但从前，梦想离她很远。她生于广东清远的穷乡僻壤，父母为赚钱供书教学，每天站立十多小时剪布缝线。 「父母辛劳的付出，只为我们日后过得好。清远的教育资源有限，只有三分一人可升读高中，所以要努力读书，才可出人头地。」自小看电视节目《闪电传真机》长大的她，从没想过有天来港读书。广州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一次偶然机会下协助港大教授当研究助理，才萌生来港读书的念头，申请两次才成功，「我是家乡第一个出产的博士研究生，每次有客人到访，父母就会欢天喜地炫耀一番。」
醉心研究回馈港人
本港生活难适应易自杀
在港内地毕业生联合会主席耿春亚指出，自从○八年放宽留港政策后，五成内地生会留港工作，当中两成持续工作三年以上已取得香港身份证。不过，内地生来港要面对适应问题，过去十年就有七名内地生自杀身亡，耿春亚认为，部分内地生不懂说广东话，因此不敢主动与人倾谈，以致孤立自己，加上他们的自尊心强，难以融入本港生活。 「个个都是内地尖子，自小活在父母望子成龙的期望下，当来港遇上挫败，心理无法调节，便容易产生怨气，孤独感和漂泊感都很重。」清华尖子：「香港是第二故乡」踏入七月，刚好是赵晗来港满七年的日子。她与徐敏同龄，但在香港的时光，已叫她饱尝人生跌荡。十九岁时，她放弃内地学生趋之若鹜的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系学位，来港大修读会计系，但成为会计师并非她的理想，只是盲目追求主流价值观，却把她推到情绪低潮。 赵晗出身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父母让她自由发挥。她生性聪颖，入读北京最好的高中。在港大三年，赵晗每天与讨厌的数字搏斗，毕业后投身四大会计师行当核数员，没料到竟是疯狂的加班生活。 「每晚做到凌晨，有时甚至通宵，星期六、日也要工作，那是毫无底线的加班。点解香港人可以忍受到？他们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抓住，好无自由，究竟是为了什么？」挨了七个月，纵使要面对失业的忧虑，赵晗终抵受不住辞职，「挨不去的痛苦，已大过我改变的痛苦。离职那天，同事都为我拍掌，对我来说是celebration，终于可以向主流say no！」
重拾梦想追求公义离职后，身边朋友都劝她尽快找工作，才不致要返回北京，但她反问：「为什么不可以回北京？」可是她渐渐感到迷失，「约旧同学出来，个个高薪厚职，但我什么都不是。」对于自己的身分，充满疑惑。 「来了香港数年，我算是香港人吗？但我对北京愈来愈陌生，又算是北京人吗？那种不知自己是谁的感觉非常差，像个无根的人。」浮沉数月，赵晗在朋友介绍下加入突破机构，服务北京农民工子弟接触有关双重身份问题，令她茅塞顿开。 「好多北京农民工留京多年，但没有北京户籍，不敢自居为北京人，但他们可视北京为第二故乡。我也不一定只有一个身份，可以是北京人，也是香港人，可以视香港为我的第二故乡，不再是过客。」寻回身份认同，赵晗也重拾追求梦想的勇气，就是为北京农民工争取公义。 「中国发展得太快，产生很多问题，北京农民工为城市付出许多血和眼泪，但为何他们的子女不可在城市读书？最有头脑最有才华的人，应该走到最无资源最穷最无公义的地方，而不是只服侍最有钱的人，那才有意思。」 |
「港漂」原本泛指漂泊到港的异乡人，惟近十年来港读书及就业的内地尖子与日俱增，「港漂」已成为他们的专有名词。邀请「港漂」接受访问非易事，皆因他们被传媒的负面报道吓怕，担心与「蝗虫」扯上关系；也怕锋芒太露，会树敌更多。
相对车华的迷惘，廿六岁的徐敏有如初生之犊，对未来充满憧憬。两年半前，她考获奖学金到港大语言学系修读四年制博士课程，并入住附近的明爱宿舍。宿舍月租四千元，只有约五十平方呎，电视机、雪柜、睡床及衣柜都是袖珍版，徐敏的衣服和杂物也要随处挂；一室简陋，尽显她「漂」的状态。
初到香港，在徐敏眼中，万事万物皆美好。 「无论搭巴士、购物、去银行及邮局都好有秩序，职员态度友善，服务专业，不像内地职员态度恶劣，问什么都说不知道，而且食品很安全，不用担心有害。每次由内地过关到香港，心境也会变得平和。」香港讯息自由，对她而言尤其珍贵，「内地只有一种官方讲法，只知不是真相，但不知真相如何。但在香港没有限制，可听到不同声音再自行判断，而且很可靠。」走入港大校园，虽然与本地同学的话题南辕北辙，但单纯安静的研究环境，令徐敏相当惬意。 「在内地做研究，虽然有好多资源，但要打关系、应酬才可申请到经费，香港环境则很公平，毋须为争取利益而扭曲自己。」不过作为内地人，难免也曾被歧视，试过在校园遇上老伯骂她争夺香港资源，但徐敏没放在心上，皆因她相信自己将来可为港人带来贡献，令港人改观。 「每个研究都有意义，到最后会有应用的价值，所以我会畀心机，希望尽快发表属于自己的研究报告，为社会带来贡献。」
自九九年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推出招收内地本科生试验计划，每年提供一百五十个名额，从此开启「港漂」之门。至○八年，港府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计划」，容许在港内地毕业生可无条件留港一年，令来港内地生人数急升，去年就有近一万三千名内地生赴港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