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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經年洗練怠倦後,意氣不再風發,總渴望哪裡來一股清流,改造社會,學民思潮大概是近年最為眼前一亮的一股清流,被眾人寄望甚殷。如果八十後反高鐵是一標誌性的社運浪潮,那學民思潮牽頭的反國教一役,成功聚集十二萬市民圍堵政總,迫令政府撤科,亦將寫入本港學運歷史亮眼的一頁。有別於過往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運,學民思潮是以一班九十後中學生為主體的學生團體,他們身姿細小,稚氣尚未退,卻熟習着在社運場口上的倔強與發聲,說要改變社會。近年,其聲勢與號召力並不亞於政黨或別的民間團體。越來越多年少身姿在街頭上聚首、碰面與商討,學運新一波浪潮進擊而來。

現時, 世界新興的群眾示威運動,都由網路上的社交平台發起,以年輕人為首,不再靠政黨或指定領袖發起,網絡流通令球越滾越大,促成一場又一場成功的公民運動。史丹福大學資深學人Francis Fukuyama曾指出,全球正爆發「新中產」革命。中產不再單以收入或消費模式定義,而泛指一群着重民主、自由等價值,並要求對政治過程有更大參與的人。在香港,由學民思潮引領的學運浪潮,也符合此兩點世界性群眾運動的特質,主要以網絡動員群眾,亦以年輕人為主導的「新中產」姿態爭取政治參與權,不再信任權威,自決自議。

零三年, 曾有一群中學生組成「中學生聯盟」,反對廿三條,這為香港學運界最早出現的中學生團體,但曇花一現,議題完結,組織也隨即消失。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教授指出,「中學生聯盟」的聲勢不及時現的學民思潮,學民思潮聲勢與人數均浩大,更為反國教運動的牽頭者,佔據如斯位置,為香港歷史上「中學生議政」的新景象。的確,在去年反國教一役後,學民火熱冒起,成為入屋的學運寵兒。由2011 年5 月初成立起計,成員由早期得十多人,急增至現在五百多人,包括約六十名核心成員,另有四百多名義工,參加者年紀最小為中一學生。六四晚會一夜籌款超過二十萬元,七一更籌款逾七十萬,怪不得張秀賢比喻,如果學民是一盤生意,它已經在香港成功建立無人不知的品牌。乘勢廣泛的影響力,今年七月二十九日,學民發起「重返政總」的集會,再一次聚集群眾,共同商議政改。來年,這班學民仔仲有嘢搞。

通識學科的煽風點火
原來,九七前英殖時期,教師在中學講政治是犯了教育處的條例,校內並不鼓勵中學生論政。時至今天,教育改革增設通識學科,鼓勵學生必須論政,接觸眾多即時而熾熱的政治時事,塑造了中學生論政的大環境。蔡子強教授觀察到,支聯會舉行的二十周年六四晚會曾出現一特別現象,許多老師帶同中學生前往參與集會。「那年人數高達二十萬人,明顯因為多了這班中學生,那年正是通識科設立的一年。」

學民思潮的軍師張秀賢今年升上大學二年級。二零一一年,他與黃之峰、林朗彥一眾中學生成立學民思潮,成為學民標誌性的人物之一,在此之前,還得蘊釀他議政的天份與機遇。他在初中時,先由學校老師譚sir「帶入行」,先參與環保觸覺,幫忙做城市規劃的研究及助選。「直至零九年反高鐵運動,我才算正正式式滑入社運圈子。」的確,當年反高鐵運動,是一場本地年輕人政治啟蒙的開始,張秀賢提到,那年他中四,第一屆通識課程剛出爐,起高鐵的消息塵囂而上,討論氣氛火紅火熱,一眾中學生衝去反高鐵現場感受氣氛,參與靜坐,當作實地考察。據說,當時一班學民的創起人黃之峰、林朗彥、黃莉莉及張秀賢等中學生均散佈在集會各處,靜待這場社運啟蒙的洗禮。

張秀賢說:「因為通識科我們要做獨立專題研究,一定要落場認識高鐵議題,這正正提供參與社運的入門知識,加深我對社會政策的思考。後來我們成立學民思潮,正式投身社運。」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副主席賴得鐘老師認為,通識科的確是一良好的平台,教授學生一套完整的思考層次,由時政的認知層次,到情感層次,最後到行動的層面,以系統化的方式去理解並建立心態。眼見越來越多中學生開始關心社會,建制派議員梁美芬立即成立「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倡議高中通識教育科去政治化,或者改以選修形式修讀,企圖明顯,但手法過低,因為梁美芬所提出的論點完全沒有附以有力證據,包括對通識科老師政治取向的質疑。賴老師亦指:「大部份香港人對『政治化』敬而遠之,事實上,生活與社會的方方面面必然涉及政府政策和政治層面,簡單至『通識科應否必修』都已經是政治議題。越敏感、富爭議性的問題,更應該在學校裡討論。」

九十後的動員魔力
張秀賢最近在看戴耀延《佔領中環》及陳冠中《香港三部曲》,讀的依舊緊貼香港社會現狀,再問他,你經常流連的網站是什麼,他笑說:「高登、主場新聞、網上討論區和FACEBOOK。」他說,這些同樣是緊貼香港輿論的重要渠道。「網上輿論走勢反映和帶領着整個現實,對我寫評論好有幫助,看林老師事件或陳雲的城邦論就知,我們在網上討論所見到的矛盾激化,亦在現實中上演。」

這種九十後獨有的網絡觀察,也正正反映九十後的動員載體以社交平台為主。蔡子強分析九十後社運的特質時亦提到:「為什麼以往的社運一定要以政黨作為主要載體呢?因為政黨提供必要的組織和資源,當年一群中學生有什麼組織和資源可言?現在世界變了,這兩三年間流動通訊媒體非常成熟,九十後以互聯網及大量流動媒體,便能獨立組織,並動員大量群眾,不再需要政黨了。」

張秀賢回憶反國教的打法,正正結合以主流媒體及網上討論,走進主流,改變主流。「人氣非常重要,你可否令人眼前一亮,令到主流吸收你的訊息呢?所以學民非常重視文宣和包裝。以網絡為例,我們將自拍、整野食的主流App『Instragram』變成參與社運的App,叫人上傳反國教黑衣照,回響非常大。」

八十後 九十後 十年一世界
叫其他人來描述九十後,形容詞來去數樣,沒有九十後自述來得真切完整,聽張秀賢對九十後歷史感的自察,時代改變是如何形塑他們?「我們這一代,一出世就是面對回歸,往後數十年經歷眾多變化,以教育為例,90年代尾英中轉中中,Band5轉Band3,再有語文改革、三三四等;生活環境的改變,如市區重建、地產霸權、領匯等。年紀越小,面對改變就越深刻,卻無可奈何,積積埋埋欲尋求改變。大部分的九十後都覺得建制派及梁振英為鄭子誠化身,滿腦子陰謀,我們甚至不太相信建制和主流一套,想挑戰他們。 」所以,九十後身處不斷被要求改變的世代裡,執善固執,不想被改變,也不想被標籤,所以我們總看到他們「硬頸」,「唔想被睇死」的姿態。「當大家認為一班中學生佔領政府,一定唔支持得耐,我們就偏偏堅持下去,唔比別人睇死。」

八十後是一班非主流的青年搞社運,影響信念相近的群眾;而九十後則希望走入主流,影響主流,所以學民才着重包裝及建立入屋形象,看主流大眾對學民讚不絕口就知一二。曾經有八十後社運青年笑指,九十後搞社運是乖學生搞社運,不煙不酒不粗口,自我約束、守秩序,像中產搞社運。想來也是,他們搞社運沒有八十後形塑的那種浪漫、嬉皮士式的反叛情懷。唯一最浪漫的,大概是學民思潮帶來撤科的奇蹟,還有「當你要它發生,它就會發生。」一種寓意童話式的實現。

張秀賢以一簡單的例子,分野了八十後及九十後的迥異:「八十後的懷舊包含了歷史與文化,但九十後的懷舊連麥當勞叔叔執笠都包埋,我們的「舊」是不一樣。」張秀賢認為,從社運形態來看,八十後的社運帶來了生活價值的改變,甚至改變了一班九十後,令他們明白發展非必然;但看九十後反國教,所帶來的改變卻比較短暫。「因為我們抽空理念,簡化符號,以交叉手表達撤回訴求,忽略了理念傳播,這也許是九十後社運忽略的一環。」

港女的社運形式
訪問中途,尹恩怡(Yankee)忍不住哈哈笑自白:「我是港女,平時喜歡行街睇戲食飯,偶像是周柏豪,因為他靚仔,唱歌好聽。」愛玩的主流少女,怎的會成為學民核心成員,為反國教及政改耗費心力?她反問,誰說港女就不能搞社運?聽Yankee說,這個暑假玩樂與消費的時間都花在政改的商討上,政制問題陌生又繁複,她花了不少時間惡補政改新聞。賴老師說得對,全港數以萬計的中學生,學民思潮的核心成員只有六十人,學民聲勢浩大,仍然屬於小眾。身處於小眾之中的港女,你會覺得,她比起黃之峰更值得受訪。

Yankee在香港回歸那年出世,今年十六歲,升中五。中三那年,她第一次參加六四集會,參加後曾疑惑過一陣子,「為何六四比起七一遊行吸引更多香港人參與?」特別是年長一輩,因為在她印象中,大人都不太理會政治。去過六四集會,開始省悟,但Yankee教友和身邊的同學都不討論時事,她哥哥是時下政治冷感的年輕人,連父母也絕口不談政治,只得想向外找,但社運圈子裡也幾乎沒有中學生團體。後來時機剛好,她在臉書留意黃之峰此人,才報名加入學民思潮,投身反國教運動。

最近,學民開始討論政改方案,而中學生為何涉足政改呢?Yankee說:「雖然我們現在未成年,但一兩年後就有資格投票。如果政府政策做得不好,而我將繼續留在香港生活,就有責任走出來。我行街睇戲食飯,不會帶來什麼影響,但現在企出黎爭取,就會影響到將來的自己和其他人。」

Yankee說她怕熱怕流汗,但又會跑去學民的遊行集會;最喜歡行街睇戲吃飯,又會說「別人爭取了三十年都未爭取到的普選,比起我行街睇戲食飯更重要。」;身邊的小女生以學民成員身份取笑她,單打她,「唉,女生的圈子就是這樣幼稚。」她說要學着面對他人目光;大人每每以為他們荒廢學業,偏偏個個學民成員都固執:「學民仔」的特色喺唔可以成績開學前尚未撤科,學民仔每朝從政總離開,上學去了,足以反映九十後乖學生的社運形象電台節目討論學民思潮的全民提名約章,(後排左起順時針)林旭華、鄭家富、何秀蘭、黃之鋒、梁家傑、蔡耀昌。

差架。所以Yankee不敢不讀書,得先分配讀書時間,因為她好想考上大學,讀社會科學學系。大概她收起了少女的活潑與散漫,字句篤定,雖然語氣略為生澀,但年紀輕輕的她已經會不住地提起「堅持」、「責任」及「關心社會」這類字眼。

中學生踏上議政之路
反國教這場仗也是在暑假籌劃預備。今年暑假,一班學民思潮的成員,又將一個玩樂的暑假報銷,遂踏上議政之路。佔中運動不容許十八歲以下的人參與佔領行動,只容許他們就民間政改方案投票,學民改以另外一種方式支援政改運動。今年暑假,就普選的門檻、框架及篩選等問題,學民舉辦一場內部商討,整理出學民版本的「全民提名」政改方案。早前, 學民提出「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優先爭取以全民提名作為2017年特首選舉的唯一提名方法,邀請真普選聯盟的政黨簽署。

在向各政黨闡釋其立場時,學民姿態篤定而強硬,黃之峰甚至以青春潮句反問何俊仁及其民主黨成員:「為了爭取全民提名,民主黨可以去到幾盡?」而他們憂慮甚多,只得支吾以對;另外工黨則因在細節的落實及其排他性問題,拒絕簽署。對話顯現了世代矛盾的某面向,何俊仁說學蔡子強教授說,他希望在大學可以看到學民仔,只有成為大學生,他們才見識到知識之浩瀚,學懂謙卑包容。民過於理想化,黃之峰則說民主黨底線過低。

對於此事件的評價,蔡子強教授表明,他身為學者,多思考制度的邏輯與倫理,「作為學者,我不會說沒有公民提名就不是普選,這樣講,太不負責任了。」所以,如果叫他簽學民的「全民提名聯署約章」,他一定不會簽。蔡子強教授認為,馬嶽研究真普選聯盟的政改方案,已參考眾多外國經驗,以可行性為主,而非像學民的方案,單從原則及功能性出發。畢竟世界上沒有直接民主,不同國家在落實平等這原則下,須作出許多妥協。蔡子強教授繼續語重心長:「這世界不是一兩個簡單的原則或理想運行的。」任何一個世代,這句話永遠是給予年輕人的勸戒,而身處飛砂之中的年輕人也一直聽不見。

學民自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姿態,迎接政改之戰,未來半年將擺街站,向市民講解政改方案。黃之峰表明,希望以「全民提名」為口號,吸引廣大群眾基數,爭取落實普選的機會,這種就像反國教的打法,不討論國教任何用意良好的落實模式,撤科就是唯一,照舊寸步不讓。總覺得,學民的這股倔強、不知天高地厚、持續行動就是他們最好的面貌,因為九十後本來就如此,而八十後,七十後或六十後又是別的面目,這種匯聚才叫世代。

張秀賢說,我們仍一直成長,學民的成員將逐一升上大學,在學院讀理論,上課,學習深奧知識,其後再有新的中學生加入。他們一直在蛻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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