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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授予人感覺文縐縐，一出口多是詩詞歌賦，但六十七歲的鄧昭祺卻不同，他在明德學院教中文，說話生趣鬼馬，又上過兒童節目《放學ICU》，rap住教小朋友讀三字經。
「學中文最重要是興趣，希望用不同方法令更多人喜歡中文。」他本是個醫科生，卻愛上中文，於是一邊行醫，一邊深造中文，最後當上中文科教授。
由醫學到中國文學，鄧昭祺都抱着「八卦」心態去幫人求真解難，「喜歡跟病人傾偈，由私事到文學甚麼都談，甚至有病人請我幫忙編輯教科書。」他在大學教書時，亦幫過不少學生拆彈，「黃德如（前主播）是我學生，有次她要主持有關中國文化的問題比賽，她不太懂，便索性叫我到電視台幫忙，逐條問題講解給她聽。
「做醫生其實很好玩，我不喜歡睇完個症就叫病人走，很享受幫他們解決問題。」過着雙軌人生的他，在醫學上望聞問切，又愛研究三曹父子的詩作，比普通人看多一倍風景。
鄧昭祺在今年1月舉行講座，講解如何應付有「DSE死亡之卷」之稱、中文科試卷二「寫作能力」，吸引不少老師、學生、家長到場取經，全場座無虛席。講座上，他沒有像坊間的補習天王貼題、畀貼士，只叫考生多讀文言文，背多幾句金句入試場，答題時多「拋書包」，自然容易高分。
「老師多選些好文章給學生看，不用背晒成篇，背一小段精采的就可以了。既可以訓練學生的閱讀能力，又能提升他們的寫作技巧，作文時又有名句可以用。」以為大學教授會不屑這種「走精面」的學習方式，但鄧昭祺真正不屑的，是香港的教育制度。
「考試制度好似走火入魔，點解要考說話、聆聽呢？我說話時有表情、身體語言，你自然明白我說甚麼，但考試只能聽聲，一點也不真實；一個人口才不好、說話慢些就拿得低分，點講得通？講得唔好唔代表中文差。要學生浪費時間練習聆聽、理解、辯論，仲點會對中文有興趣？」他勞氣，因為他很重視學生對中文的興趣。
半途出家
「教書就是為了提升學生的興趣，所以上堂會講很多故事。如果學生瞓晒覺的話，會覺得很失敗。」今年是羊年，記者請他講些與羊有關的典故，他認真地翻查古書後，精挑細選四個故事。
「出自《左傳》，春秋時鄭國和宋國打仗，宋國有個大將叫華元，出征前殺了些羊給手下吃，卻忘了給車伕。結果車伕很嬲，打仗時特登將華元的戰車駛到鄭國軍隊中心，華元就因為無請車伕食羊而被捉咗去。」鄧昭祺說得生動，的確讓人覺得文言文原來都很有趣味。
「我學中文時一聽故事就很上心，老師講多啲我就識多啲。」但他對中文的熱愛，其實是半途出家。他讀聖保羅男女中學，理科成績了得，「本身想讀數學，但爸爸希望六兄弟姊妹中有一個成為醫生。」他排第六，是爸爸最後的希望，於是他67年入讀港大醫學院。
人人都說讀醫難，鄧昭祺卻不覺得，「醫書讀極都係咁，一條骨、一條神經的名是不會變的，記得了就不需要再讀。」他愛動腦筋，想出不同方法記下複雜的醫學用語。「肋骨下有一條靜脈、動脈和神經綫，個個同學都死記它們的次序，我就告訴自己『擺架VAN仔喺肋骨』，VAN分別是代表Vein（靜脈）、Artery（動脈）和Nerve（神經綫），這樣就不會記錯次序了。」
相對於較死板的醫學知識，他覺得中文是另一個新世界。「中學時讀很多英文名著，入港大後，巧合下聽了國學大師陳湛銓的堂，覺得很有趣，覺得無理由中國文學有咁多嘢都唔學，走去學外國文學。」他開始喜歡中國文學，每逢星期六、日，就到大會堂聽講座，課餘時間亦報讀相關的校外課程。
「有次報讀有關曹操、曹丕、曹植詩作的課程，怎料因為報名人數不足，開不成班。」得知因為只欠一個學生而未能開班時，他主動提出多付一份學費。「負責人說，一個人畀兩份錢唔啱規矩，我話一個用『鄧昭祺』的名義交學費，另一個則用『Tang Chiu Kay』，就無問題啦。」
醫病醫人
他對中文的熱情，並沒因離開校園而改變。72年醫學院畢業後，他在聖母醫院工作了兩年，便回港大修讀中文學士課程。「日間讀書，黃昏5時到早上9時則回醫院On call。」醫院人手不足，晚上只得他一個醫生，任何事都要一腳踢。「我很八卦，實習時見其他醫生開刀做手術，就去睇下學嘢，結果割盲腸、接生等咩都學晒。」
有一次，他遇上一名胎盤前置的產婦，要馬上開刀拿出胎兒。「這個手術很難做，打電話叫顧問醫生回來做，但他叫我做住先，他遲點來。」同類手術，他只看過別的醫生做，沒有實戰經驗。「麻醉師叫我不用怕，他看醫生做得多可以教我。由於止血機止不到血管流血，他就教我先在血管紮一個很鬆的結，一流血就馬上紮實，最後用了成個鐘，終於把胎兒拿出來。」不少醫生都想成為專科醫生，鄧昭祺卻視中文為他的專科，沒想過要在醫療界大展拳腳。完成中文學士課程後，他繼續修讀碩士，更轉到港大做校醫，貪可以多時間去圖書館做研究。雖然工作比在醫院時平淡得多，他卻很快樂。「如果做醫生只是睇症，會很沒趣。如果能幫病人徹底解決問題， 自然能藥到病除。」他曾遇到一位有失眠問題的學生，作為醫生，他的職責就是給病人開安眠藥，但他想多做一步。
「咁後生就食安眠藥不是辦法，我和她傾偈，想知道她為甚麼失眠。」原來學生家住三百多呎公屋單位， 爸爸因為「撞聾」，而將電視機的聲量校得很大，令她不能入睡。「於是我用校醫的名義寫信給大學宿舍，講到這個女生的情況真的很差，搞搞下可能有抑鬱症，有咁得人驚寫到咁得人驚，最終安排到宿位給她。」
他覺得，醫生有時像個社工，除了醫病還要醫人，所以他花很多時間跟病人交流。「曾經到別人的診所做替工，一日看了二百多個症。到我經營診所時，一日只看三、四十個症。」他跟病人無所不談，即使是私生活，病人也願意告訴他。「有個太太來看性病，但她的病不是從丈夫得來，我便叫她的拍檔也來醫。」
中文亦是他和病人之間的共同語言，「有時會跟病人傾成個鐘，他們都習慣我咁長氣。有個病人是出版社編輯，傾傾下我還做了他們的顧問，幫手編輯中文和理科教科書。」
他78年開始經營自己的診所，利用公餘時間修讀文學博士及到不同院校教中文，最瘋狂是每星期日都到澳門東亞大學教書。「星期一至六日頭開診所，晚上兼職教書；星期日就五點多起牀，搭船到澳門教九點的堂。休息時間做我喜歡的事，一啲都唔辛苦。」
祺祺博士
94年他移民新加坡，97年回流香港後便再沒行醫，正式加入港大中文系任教，但以他坐唔定的性格，自然不會甘於在院校教書。「01年教校外課程時，黃德如（前主播）是我學生。
她正在《中華狀元紅》問題比賽擔任主持，打電話問我有關中國文化、文學的問題。」雖然已做功課，但黃德如仍會在節目中出錯，她索性請鄧昭祺來到電視台，逐條問題講解給她聽。
「第二年電視台再辦比賽，我幫他們出埋題目，後來電視台也找我做不同的節目。」他的代表作，包括在兒童節目《放工ICU》主持其中一個環節「Rap talk人之初」，用生鬼的方法講解《三字經》；以及電視遊戲節目《正識第一》擔任專家評判，以「祺祺博士」的身分講解中文字詞、成語的正確用法。
「成日上電台、電視，就是希望將中文的趣味傳出去，讓更多人喜歡中文。」2010年他從港大退休，曾在一間非牟利診所做過幾個月醫生，工作很有意義，但他最愛的還是中文。
「知道明德要辦私立大學，每日就利用下午1時到4時的空檔，由觀塘的診所到港大開會。後來還是辭職，全身投入明德的工作。」轉眼五年，他已六十七歲，但仍未想過退休，繼續每天沉醉於中文世界?。
難忘鍾期榮幹練
未成為中文教授前，鄧昭祺一邊做醫生，一邊利用工餘時間到不同院校教中文。他最難忘是已故樹仁大學校長鍾期榮，親自到其診所邀請他出山，「大概是78年，我還未考取博士。有日護士說有個女人想找我，但不是來看病，一看卡片，就立即請她進來。」
鍾期榮一入來，就放下一對石獅子作見面禮。「她說『鄧醫生，唔阻你，我只想找你教書。』她這麼直接，我就一口答應。」那時鍾期榮已五十多歲，鄧昭祺佩服她做事仍幹勁十足，「有晚十時多離開學校，經過校長室，見她仍在工作，翌日八時多回到診所，都未坐低，她的電話就到。後來問學校職員，原來她經常做到三更半夜，第二朝卻很早回來。」
本文摘自2015o年2月25日p《東周刊l》人物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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