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富增值：效益最大化的社會

面對通脹上升及美國加息，坊間共識是經濟變差繼而失業人數上升。當經濟不景或生產額無法上升時，過去的盈利水平未必能保持，但這並不表示公司沒有盈利。若以盈利最大化為目的，最快見效的方法就是辭退員工；若盈利是結果，盈利下降就正正是經濟不景的自然後果，公司亦沒有那麼大的壓力去辭退員工。過去及現在，不少商人堅信盈利最大化是做生意的目的，任何影響盈利的都反對一番，直接導致貧富懸殊加劇，更可惜的是政府都是如此認為，繼而為商界背書，難怪坊間經常將官商勾結掛在嘴邊。這種本末倒置的情況，在以績效為本的社會下變得非常普遍。讀書為成績，公司為盈利，甚至連社福項目都以關鍵績效指標 （KPIs）為主導。以目標為本的做法其實有其好處，就是比較有效率（efficient）；但如果真正的目標被模糊起來，怎樣去知道其是否有效（effective）呢？重視關鍵績效指標帶來了其餘未能輕易量度的東西被忽視，付上了的很多時是情感、關係、文化、價值等東西。教育達標但學生家中關係不好，自殺率上升；公司業績股價達標但失業率上升而員工及管理層壓力過大，需要去看更多醫生；政府施政及生產總值達標但人們活得不快；市民收入上升但消費過後仍不快樂 …… 香港多方面的績效在國際排名十分高，同時市民的幸福感亦十分低，與上述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