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見新加坡的新聞說,以金錢獎勵的方式,對鼓勵年輕一代生育成效不彰,未來要思考如何建構家庭友好環境,例如解決年輕父母在教育、住屋等方面的擔憂。
一直以來,大部份人的思維都認為有錢使得鬼推磨,即經濟手段是最有效的方式去推動正面的事情發展。但人類其實是社會動物,不單是經濟動物,所以已經濟手段推行社會政策,最終會遇到瓶頸。但為甚麼我們那麼相信經濟手段是最有效的呢?這可以歸納在兩方面,一方面是經濟手段所要投入的資金是可以量度的,我們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去解決社會問題,其二是社會問題或效應一直缺乏可量度的方法,令人們未能知道其嚴重性或其改善了的程度。
最近香港經常有人自殺,無論是年輕人或家長,或者是照顧者及老人家,我們經常要等到悲慘事件的出現,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但在平常的日子,我們沒有好好量度香港人的整體精神健康。相對而言,我們在量度香港人的經濟指標,每天都在新聞上面,不論是本地生產總值、人均收入、居住面積、畢業生人工、失業率、通脹等等。
一些東西如果沒有適當的量度,就很難管理,亦很難去改善,亦不知道改善的成效如何,應該要投入更多,還是可以接受,根本無從知道。香港社會長期忽視社會性指標的量度,令到資源的投入在社會效益或福利的事情上長期偏低,直至問題嚴重到不可忽視的地步。儘管如此,我們亦不知道應該如何改善,令我們陷入於一個非常可悲的狀態。再舉例說,香港的殘疾人士就業率是多少呢?香港長者的孤獨感是如何呢?香港學生的壓力有沒有定時量度呢?香港中產的情緒健康是如何呢?香港的家庭和諧指數是多少呢?香港夫妻的和諧度是怎樣呢?由於我們沒有好好地去量度及關注,這些地方終究會出現問題,因為沒有量度,就沒有辦法被人看見,亦沒有人願意投入合適的資源,去處理去防範問題出現。
筆者認識不少學者,在這些方面都有研究及量度方案,可惜他們在申請研究撥款時,同樣亦被看低一線。豐盛社企學會經常提出要量度社會效益,不是要勉強將一些很難量化的東西變成可量化,繼而可以監察或評核表現。相反,我們相信如果社會效益能夠被有效地量化,會吸引更多有心人的捐獻及投資,用在解決社會的各方面問題。
總括而言,香港投放在社會議題上的資源長期偏低,其中一個原因是缺乏對社會議題的量度方法,其二是人類是社會動物,單純金錢援助未能解決問題,需要以科學化的方式去建立一個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系統,去照顧人包括在情感上、家庭關係、友情、被尊重、自尊心、自我效能感等各方面的支援。
過去數十年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軸,往後應該是經濟與社會發展並行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