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思維與社會創新

近十多年來，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已由設計研究領域迅速擴展至商業管理、公共政策及社會創新實踐之中，成為應對複雜社會議題的常用工具。然而，隨着其廣泛應用，設計思維的概念亦逐漸被簡化，甚至被視為解決各類問題的「萬能鑰匙」，其功用與限制因而有必要重新審視。

設計思維之所以常被視為社會創新的起點，關鍵在於其獨特的問題取向與知識邏輯。它並非單一方法，而是一組結合以人為本、反覆迭代、容許模糊、跨界協作及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的實踐框架。相較於以問題明確界定和理性選擇為前提的傳統政策決策模型（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設計思維更重視如何理解問題，因此特別適用於面對高度不確定、價值衝突明顯的「棘手問題」，如社會不平等、公共服務失效等。

在實踐層面上，設計思維透過使用者研究、原型製作與實驗式學習，將抽象的政策與社會議題轉化為可被感知與討論的經驗場景，使決策者得以深入理解受影響群體的生活脈絡，並建立同理心。於社會創新情境中，受眾往往是制度邊緣、長期被忽視的群體，他們的真實需求容易被政策制定者忽略。設計思維在此有助於拉近制度與公眾之間的距離，同時為組織創造試驗與容錯的空間。

然而，設計思維亦存在結構限制。Iskander（2018）早於《哈佛商業評論》指出，設計思維在實踐上往往是一種「保守策略」，因其仍以設計者或主導機構作為詮釋與決策的核心。即使過程標榜「共創」與「參與」，哪些聲音觀點得以被納入、哪些方案最終得以實施，仍多由專業權威所篩選。此種結構容易將社會問題技術化，使設計看似中立，實則可能鞏固既有制度安排。相關公共政策研究亦指出，設計思維的影響多停留於政策前期（如問題探索與服務設計），較少介入核心決策或制度改革，一旦觸及政治風險與權力結構，其影響力往往迅速收縮。

隨着設計思維被廣泛推廣，其實踐亦逐漸被工具化與商業化，轉化為一套可快速複製的「流程」或「食譜」（Cookbook）。此種簡化版本容易造成誤解，使人以為只要遵循既定步驟、參與短期工作坊，便能處理深層的社會問題。在社會創新實踐中，這種傾向可能導致流於表面：例如將「同理心」簡化為短暫訪談，卻未能觸及結構不公；又或者過度依賴便利貼上的腦力激盪，產出大量缺乏實質可行的點子。此類表面操作不僅難以帶來實質改變，甚至可能消耗社區信任，使設計思維淪為走過場的管理花招。

然而，設計思維不應被全盤否定，亦不宜被視為萬應良方。其核心價值，在於協助決策系統打開空間，促進跨界對話、學習及反思，而非提供封閉的「最終解決方案」。

（本文由豐盛社企學會研究員吳泰旻撰寫）